徐寅生,一看名字就知道是虎年生的。61年前他在赛场上连扣对手12大板得分的虎虎生气,成为一代人的回忆。如今,84岁的他,依然精神矍铄。

壬寅新春,见到这位“乒坛智多星”,先听他聊北京冬奥和女足夺冠,兴奋激动溢于言表。

徐寅生向解放日报·上观记者讲述自己激情澎湃的体育人生,不忘给《解放日报》和上观新闻的读者拜年:“新的一年里多参加体育活动,祝大家身体健康!”

电话里与老先生约采访,他说:“你不用上门,我出来,去局门路796号的国际乒联博物馆。欢迎你先来参观一下,我们接着聊。”

冬日上午,终于见到这位乒乓名将,披着一身冬寒、一身阳光而来。“知道我为什么约在这里吗?”他说,“上海是国际大都市,海纳百川。听闻国际乒联正在寻找地方建立博物馆时,上海市人民政府很快与国家体育总局商定,终于将其引进,免费向社会开放,希望能通过你的宣传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博物馆。”

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,记者情不自禁再次踏入展厅,这回看得更细。这里铺展着一项伟大运动的发展历程,中国体育多年奋斗之路,许多优秀教练员、运动员的闪耀人生,还有这位84岁乒坛“虎将”的满满期待。

笑眼弯弯的徐寅生,当年在国际赛场上扣对手12大板时,可是虎虎生威的。上观资料图片

徐寅生:我是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的。新中国成立前上的小学,没有操场和体育设施,只能在弄堂里用砖头当网,在地上用粉笔画个框框,自制木头球拍,蹲着打球。真正能在球台上打,还是在上海解放后,国家号召发展体育运动,增强人民体质。像永安百货公司、皮革业工会、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等地方才置起了乒乓球台,供职工们来锻炼身体,活跃文化生活。小小乒乓球好多奥妙、欢乐无限,我被深深迷住了,到处“抢”台子打球。

上观记者:后来,从业余爱好者成为专业运动员,您对乒乓、对体育的感受是否发生了变化?

徐寅生:长大后成为专业运动员,我感觉,体育不仅是属于个人的,它就像一门通用的语言,冲破重重阻隔,成为全世界友好交流的契机。如果说打乒乓球一开始是出于爱好,那么后来进入专业队,我才逐渐认识到这是一种事业,是一种责任。

我们国家成立初期,由于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制造“两个中国”,我国退出,从而与很多国际体育组织断绝关系。国际乒联创始人蒙塔古对中国怀有友好的感情,主动邀请中国加入。我国也把乒乓球作为走向世界的突破口,决定受邀加入,并组队参加世乒赛。有了这样的平台,就可以了解世界上乒乓球技术发展的情况,看到自己的差距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我们的水平有了提高,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。

1958年,广东运动员容国团登高一呼,誓夺世界冠军。1959年在德国举行的第25届世乒赛,容国团过五关斩六将,一举夺得男子单打世界冠军。这是中国体育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冠军,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,世界冠军的大门终于被打开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,两年后,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乒赛,中国运动员获男子团体、男女单打三项冠军。国内从此掀起了乒乓热潮。中小学生几乎书包中都带着拍子,到处可以看到他们围着球台排队打球的场面。

徐寅生:乒乓让我们融入国际体育的大平台,也让更多国家了解了中国。北京世乒赛那年,正值中国困难时期,日本组队来参赛。当时有传言说,他们怕到中国吃不饱,自己带了大米来。后来我跟日本选手私下交流,问到这事。他说:“米是带了,但你们的伙食好,根本用不着。”

那届北京世乒赛闭幕,蒙塔古接受采访时说:“中国运动员取得的成就没有使我们感到意外;中国观众和裁判员的公正,也是我们所预料的;妥善的组织工作,我也早已知道是不会缺少的。你们伟大的人民给予我们这项体育运动的热情,让我们深受感动。”

1961年,第26届世乒赛中国队首次获得男子团体冠军。左起:李富荣、傅其芳(教练)、徐寅生、王传耀、庄则栋、容国团、张钧汉(领队)、姜永宁(教练)。国际乒联博物馆供图

上观记者:您1956年进入上海队,1959年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征第25届世乒赛。2年后的第26届世乒赛,您就成为主力队员。一路飞速成长背后的“秘诀”是什么?

徐寅生:一次次比赛的经历,有输有赢,每一次都是对我的磨砺。第一次世乒赛,是1959年在德国。我由于胸无大志,信心不足,团体赛碰到困难时不敢挺身求战,单项比赛没有斗志被淘汰,比赛结束后曾写打油诗自嘲。后来经领导、教练、队员们的批评教育,再以容国团来对照自己,认识到存在的问题,我下决心重新开始,从小事情抓起,严格要求自己。队里领导也没有以一次成败论英雄,仍然让我跟随青年队赴罗马尼亚、捷克比赛,让我经受了锻炼。

上观记者:北京世乒赛上,您在男团决赛中,猛扣日本选手星野展弥12大板,这经典一幕至今让许多球迷激动万分。

徐寅生:第一代国手王传耀曾经给我们讲过,日本选手擅长放高球防守。这是绝招,也是阴招。他们引诱对手急于求成发力猛扣,往往会因为失误而影响心理,最终导致全局失败。所以我比较谨慎,不求一板打死。才会出现连扣12板的场景。而星野唯一的指望就是等我扣杀失误。这12大板,打的人辛苦,看的人过瘾。

上观记者:您一路见证了中国乒乓球队优秀传统的形成和发扬,感受最深的是什么?

徐寅生:中国乒乓球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建队起,非常重视思想教育,要求大家勇攀世界高峰,为祖国争光。在准备北京世乒赛集训期间,要求国内练兵,一致对外。向学习,训练过程中从难、从严、从实战出发,坚持大运动量训练;向中国登山队学习“无高不可攀,无坚不可摧”的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精神。

我觉得,我们团结一致、为国拼搏的心是相通的。体育让人奋进,让每个人在团队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

就在北京世乒赛开幕三个月前,我们从匈牙利队选手那里听说,日本选手发明了一种攻击力很强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—弧圈型上旋球。不久,日本的乒乓球杂志也对这种新技术做了介绍,并称日本队将用这一“秘密武器”再度称霸世界乒坛。

这个动向引起了中国乒乓球界的高度关注。但最大的问题是弧圈球谁也没见过,当务之急是必须搞清楚弧圈球是个什么样的技术,然后才能找出对付的办法。

不久,日本队到香港访问比赛,我们马上派教练前往侦察。集训队一边分析研究,一边让几位运动员模仿试验。刚开始模仿,怎么拉也不像。改变了拍形再拉,才慢慢摸到了一点门道。原来这种正手拉球的发力拍形与通常的不同,猛然发力,使球产生极强的上旋。对手接球时拍形难以下压,控制不住造成反弹出高球或者直接出界。

国家体委领导引导我们分析日本队的“秘密武器”,给我们讲了“战略上藐视,战术上重视”的辩证关系。总结出三个要求:第一,不怕;第二,认真对待;第三,做最坏准备,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,争取最好的结果。

这时离世乒赛开幕仅剩下几个月时间了。首先要有人作为对立面———俗称“靶子”帮着练。在此紧要关头,薛伟初、胡炳权等老队员挺身而出,表示为了祖国的荣誉,宁愿放弃参加世乒赛,也要学会弧圈球,帮主力队员作适应性训练。正是这种甘当铺路石、甘当无名英雄的壮举感动了全队。之后廖文挺、吴小明、余长春等一批年轻队员也毅然加入了拉弧圈球、甘当陪练的行列。

我自己第一次接弧圈球时大吃一惊。因为来球的上旋实在太强,我的拍形控制不住,球一下子蹿得老高,出界很远。不是一般的远,是飞出了挡板。如果在比赛中第一次碰到这种球,不仅会失误不断,心理上也会受到很大的威胁。

于是,中国产的弧圈球选手,每天陪着主力队员们练,真正是做到“重点保证,随叫随到”,这些“无名英雄”很辛苦,我们主力队员五六个轮番跟他们练。拉弧圈动作大,每拉一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量,胳膊都拉肿了。我们打半个小时还只是刚出汗,可他们早已浑身湿透了;我们轻轻变一个角度,他们却要东奔西跑,累得直喘气。有时我们看到他们累得够呛,练的时候不大好意思放开打。他们一见到我们手下留情,就主动提醒我们:“你不要照顾我,你现在不打,将来正式比赛时就麻烦了。”上场的、不上场的,一起为了祖国荣誉而努力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训练,主力队员对付弧圈球的能力有了提高,也增强了信心。

最后的比赛结果,中国队终于战胜了日本队,第一次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。这场胜利中,“无名英雄”们功不可没。人们称赞他们是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。陪练队员中的余长春,曾在世乒赛中战胜外国强手进入前八名,与本国队员会师;刁文元36岁还进入团体赛主力阵容,对匈牙利等强队比赛时取得良好的成绩,无名英雄也成了有名英雄。

至今,这种好的传统仍然保留在乒乓球队中。每次重大比赛前,有一些与外国对手打法相仿的队员,会帮助主力队员进行针对性训练。王励勤、马琳刚刚退役,就回去帮助参加奥运比赛的队员训练。由于不是运动员身份了,他们不能住进奥运村,即使生活和训练上不便利,依然尽心尽力。

上观记者:从运动员身份退役后,您无论在国家队教练还是在国际乒联主席等岗位上,似乎都勇于改革。

无论在哪个位置上,徐寅生都在为乒乓球发展拼尽全力。供图:国际乒联博物馆、上官资料图片

徐寅生:1965年第28届世乒赛,我单打上没输外国选手,与队友会师;双打项目全胜,和庄则栋一起抱回了酒坛子形状的双打冠军奖杯,回来后我就退役了,进入国家队教练组。

当时,正值中国传统直拍近台快攻打法处于困难时期。欧洲选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,终于练就了一套适合自己的横握球拍的进攻性打法。他们把日本的旋转弧圈球和中国的直拍快攻的速度融合在一起,有了飞跃般的进步,具备了与亚洲强队对抗的实力。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,中国男队从薄冰上走过,重夺团体冠军,但男单冠军被瑞典新手本格森夺走。

对比欧洲选手的进步,我国直拍传统打法暴露了不少弱点,优势已经不再。我的看法是,任何一种打法,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,但如果不进步不发展,就会落后,甚至被淘汰。中国的传统直拍打法同样也不例外,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。

我认为,中国直拍快攻,要在“快准狠变”的技术要素中,增加一个“转”字,也就是要学习掌握弧圈球这个先进的攻球技术,丰富快攻的内涵。

看似简单地加个“转”字,真要做起来却有不少困难和阻力。除了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,还需要改用球拍,把正贴海绵胶换上反贴海绵胶。这两种胶皮的差异很大,不换反贴海绵胶,就不可能拉出旋转很强的弧圈球。要换,就可能难以适应,影响比赛成绩,弄不好鸡飞蛋打。

他本已是世界大赛单打季军获得者,为了闯出一条路,宁愿冒着风险,果断地换上反贴海绵胶,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32届世界锦标赛上,获得了单打冠军,他也成了直板快攻打法改革的“样板”。

上观记者:您担任国际乒联主席时,也延续了赛场上的虎虎生气,积极推行改革,比如提出“小球改大球”方案。

徐寅生:天津世乒赛结束不久,当时的国际乒联主席哈马隆德因病不幸去世。按国际乒联章程规定,我由第一副主席的身份接任主席。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被推上了国际乒联主席的位置。

当时,随着乒乓球技术不断提高,速度加快,旋转加强,比赛中回合相对减少,观赏性也会越来越差。为了乒乓球项目的继续发展,改革势在必行。曾任乒联主席的荻村也讲过,如果比赛中平均每个球能打上七八个来回,再有一些特别精彩的好球,乒乓球就会好看了。

过去我当运动员、教练员,只想着最好能一板就打赢对手,没考虑比赛好不好看。现在我在这个位置上,就要考虑乒乓球如何提高观赏性,吸引更多的观众,成为奥运会中最受欢迎的项目之一。

具体怎么改,众口不一,五花八门。有的说把球网加高、球台加大,甚至有的说,把反贴海绵球拍取消,旋转弱了,来回就多了……当时日本有一款44毫米大的乒乓球,在中老年乒乓球爱好者群体里比较流行,由于体积大,速度慢,少旋转,因此回合多。我也亲身体验过,即使用足力气进攻也不易得分,一场比赛下来,打得满身出汗。我从中得到启发:如果把当时的38毫米用球加大一些,就能把速度和旋转减下来。这种改动属于微调,容易适应,对运动员的影响不至于太大,应该容易被接受。这个建议提出后,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

徐寅生:改大球,需要得到多方支持。亚特兰大奥运会国际乒联会议结束,我就打电话给上海红双喜老总楼世和,询问他能否先做出40毫米的大球,作为样品让运动员们试打。

要知道,做一个大球并非那么容易,要先开模具,然后再加工,费工费钱。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总,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。但楼总很快就表示支持。他们说,只要是中国乒协的提议,为了乒乓球运动的发展,红双喜一定全力以赴。这让我深受感动。

红双喜很快把新的40毫米大球做了出来,中国乒协给国际乒联及不少协会送球,让他们试打。接着中国乒协在苏州办了一个大球邀请赛,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应邀与马琳等中外好手一起比赛。新闻媒体推波助澜,科研人员现场进行测试,还对观众及各方面进行采访,了解他们对使用大球的反应。

从现场看,大球确实使比赛回合增多,精彩球不少,各方面反馈良好。不久科研也有了初步结果,说大球与小球相比,速度下降,旋转减弱,都有统计测算数据。之后,欧洲人在丹麦也举办了个大球邀请赛。通过两次活动,大球基本上得到了认可。由于我的国际乒联主席任期到期了,这项改革就由新的主席加拿大人沙拉拉继续推进。他把各方面的数据反映汇总起来,在代表大会上用视频向大家报告,最终通过决定,在1991年日本千叶的世乒赛上,正式开始使用大球。

从运动队来讲,他们都不愿意改动,怕影响成绩。有一些国外的器材商对此也态度暧昧,有的说更换生产线投资是一个天文数字,难以承受。有的说,改了大球,原来库存的大量小球卖不出去怎么办。为了顾及厂商的利益,国际乒联给了近两年的缓冲时间,国际青少年比赛及民间的比赛还是允许用小球。

此外,乒乓球的原材料,由赛璐珞变为塑料,既避免了易燃以及运输不方便等缺陷,速度和旋转也有所减弱。所以比赛中,回合大大增多了,观赏性增强,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。现在看来,小球变大球的改革还是成功的。

2018年,他与其他国球元老一起,客串电视剧《夺金》,该剧讲述了几代乒乓球人奋斗故事。徐寅生说,能多多宣传乒乓球,就想尽己所能出把力。新华社图

眼前的老先生,一身条纹毛衣,花白头发,圆脸膛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样子和当年一样。

“一辈子围着乒乓球转,真心喜欢。”他说,“现在,参与群众性体育活动,多走走,自己开心,也为推广乒乓球出点力。”

每次参加乒乓球活动,徐寅生都很高兴。他告诉记者,自己印象最深的是,很多球迷是从心底热爱这项运动。不论性别、行业和年龄大小,大家一起同台挥拍,气氛融洽,说说笑笑,有时打出一个好球,高兴得手舞足蹈,当然也会为一个失误而感到惋惜。

这些乒乓球爱好者有各种打法,五花八门,各显神通,比赛中你争我夺,球路刁钻,随心所欲,甚至会打出几近消失的直拍反手进攻;有的还会用假动作声东击西。我国乒坛独有的“直拍横打”,这种连外国选手都不敢尝试学用的技术,他们却无师自通,用得灵活自如。

“看到这些,让我想起小时候‘打野球’的情景。”徐寅生深感现在的孩子打球过于正规,千篇一律,缺少个性和创意:“真应该让他们经常与业余球迷们交流互动,有所感悟和启发。竞技体育,只有根植于群众体育的土壤,才能不断创新,更添活力。”

虽已是耄耋之年,这位“乒坛智多星”依然愿意接受新事物,给上海的群众乒乓球活动出了不少点子。疫情期间,他从网上买了一套简易打乒乓球器,在家活动,不少人看到后也买来练习。

徐寅生觉得,群众性体育运动趣味性很重要,可以花样多一点,上海市乒协在这方面搞得很不错,还举办了沙地乒乓比赛、手机乒乓(手机上套一根橡皮筋当作球板用)比赛,很受欢迎。

1938年出生于上海,有“乒坛智多星”之称,见证推动了中美关系“破冰”的“乒乓外交”。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、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、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主席。

作者 admi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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